帕奎奥：我从未和阿鲁姆谈过竞选总统

第一，司法人工智能能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也即改变司法的外部组织关系。

科研机构有提高科研质量、改变研究方式的需求。同前注[20]，[美]帕深思文。

[19]上海等地的大数据司法经验，主观上有利于帮助司法人员克服主观随意性，统一司法尺度，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进而提升执政的合法性，让民众享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并因此引发了市场的需求，创造与活跃了司法人工智能市场。如果司法人工智能具有能够促进包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内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功能，那么司法人工智能就必须不仅能够促进决策者所预期的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而且能够与司法体制改革一样推进司法的内在与外在结构改革，不能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初衷相悖，至少不能强化既有的结构与制度逻辑而阻碍司法体制改革。也即司法人工智能在社会机构与立法体制、司法体制，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是符合了法治的逻辑还是违反了法治的要求，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然而，官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官方市场的风向标，没有打开官方市场的司法人工智能很可能在非官方市场的开拓中受挫。市场有效的原因是通过让消费者获得价值的方式，来获得利益并促进社会的发展。

在原有的结构中，审理者的裁判必须经过业务庭庭长、主管副院长、院长和审委会之间的层层审批。对于法律人工智能而言，如果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通行于立法、执法与司法系统，那么掌控技术的决策者就会根据技术理性来立法、司法与执法。准确一点地说，我们可以称为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各级地方分工负责体制。

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法治，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符合一定原则的，通常就被称为法治。在实践中，其影响甚至超过了宪法法律。由于地方参与法治发展的基本方式来自于自身所有的在法律上并未严格界定的公共权力，其权力在法律上经常是模糊的。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统一的国家，从秦王朝开始，就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制帝国，整个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各级官员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形成了君主的家天下。

(二)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李旭东：《地方法制研究的理论框架》，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我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其中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必要的改革，这个旧体制的核心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县官不如现管，是非常普遍的。由于法学界的共同努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这个词汇，[3]一方面说明这个方向的研究开始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也开始出现一些语词使用上的明显的不统一乃至混乱。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载《社会》2017年第3期。

尽管党内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书记在制度上是无可争议的一把手。所以，地方法治这个概念的使用，其实是有风险的。[6]2018年1月5日，安徽女教师罗某以等丈夫为由，扒住车门，导致列车无法开出。可以说，之所以要突出强调次级规则与制度，就在于我国的国家权力体制下，地方国家机关（包括地方党委系统各个机构）实际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独立权力。

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发展中的中国问题。法律是实践理性，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现实条件进行研究。

本世纪初，有学者针对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法治某省（某市、某县）等，提出法治是一个整体性、整全性概念，地方法治的概念有可能消解法治的统一性，将法治碎片化，对地方法治有所质疑，[4]从而开启了地方法治的争论。实践中不存在抽象的主权，尽管学理上可以进行讨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将各个分散的个人高度组织起来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研究中国的法治问题，不研究中国的权力体系，是没有办法得出接近实际的结论的。二、次级规则与制度 地方法制概念成立与否，关键就是如何理解和把握次级规则与制度，这也是地方法制的核心问题。（九）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和婚姻自由等各项权利。单一制国家、联邦制国家，都是如此。地方法制不是一个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概念。下级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文件政策涉及到的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当然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文件，所谓以文件贯彻文件，就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

法治意味着一系列的重要的、根本性的原则和制度，表明了特定的价值关怀。这也反过来可以说明，对地方法制开展研究，着力于相关具体的制度建设，是法治建设所需要的。

这一体制或许多多少少来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管理体制，类似于部队管理系统。[5]这种研究思路，尽管对地方所享有的各种国家权力给予了说明，同时也论证了地方法治的权力基础。

万江：《中国的地方法治建设竞争》，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等。在此过程中，各个地方被迫尝试改变既有的领导方式和体制，制定各种规则与制度，站在本地方的立场上，以保证完成自己作为地方国家机关的守土安民之责，客观上，部分地区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目前法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我们没有适时地对地方国家机关及其权力进行改造的结果。将地方法制作为方法论，还可以有效借助改革开放的制度及话语资源，分析中国法治的进步，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 [12]参见叶林生、刘新建：《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与分权的历史考察》，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3期。所谓对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力的赞美，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研究并判断法治的价值、作用、存在形式，从来都有不同的方式，过去，我们习惯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视角，即将法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和推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讨论，或许会使我们偏离研究目标本身。

一部法律颁布后，甚至一个判决做出后，是否执行？执行什么？怎么执行？还要由其他国家机关进行事实上的遴选。无论何种性质的规定，其实都影响和决定着我国宪法法律的实际实施状态。

例如，一个党员干部涉嫌犯罪，不经过他所在的组织，司法机关可否进行查处？达到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介入？再如，法官需要查封某个企业的银行存款，不经过本单位领导批准，银行职员是否会协助？银行职员协助查封企业银行账户，是依据法律？还是本单位或者本系统的有关规定？很显然，在我国，宪法法律的实施并不是直接面对当事人的，或者说，当事人不太可能在各个有关部门或者单位作出具体规定之前直接根据法律主张自己的权利，权利的实现一般还要受制于法律实施所有参与者所属单位、部门的有关规定，或者说，是通过这些规定发挥作用的。以地方法制为关键词开展法学研究，可以促使我们通过推动宪法法律上地方国家机关职权与职责的明晰划分，确认各级地方以及不同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独立职权与责任，进而促使其成为宪法法律实施中权力与责任主体。

葛洪义：《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学术界早有财政联邦主义一词用于阐明我国的财政体制，[9]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目前的权力分配体制并不是单一制的。【注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我国宪法法律文本中大量的在世人看来非常先进的规定无法实现，成为摆设，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制于地方法制的不匹配状态。

所有人几乎都被编织在不同的组织里。他们被编织在一个庞大的组织之网中，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腾挪。

但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地之间，治理模式上不会存在根本差异，有的只是局部和细微的区别。既然是个整体，那么，就一定强调内部各要素、各单位之间的和谐统一，就一定存在一个统帅性的领导力或者推进力，我们有关法律体系的定义、司法机关的设置乃至本质主义的法律概念，几乎都是这个思想方式的结果。

其次，地方法制是围绕宪法法律实施而产生和形成的。（十）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